一位法国外交官笔下的“欧战”

1914-1918年主要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争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

1914-1918年主要在欧洲大陆进行的战争改变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此次大战涉及国家之多，破坏性之强，史无前例。国人多将此称为“大战”（The Great War / La Grande Guerre）、“欧战”。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多从中国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战时的“华工军团”和战后的巴黎和会。诚然，这两个议题理当是一战研究的重要部分，但有关战争、外交本身的基础性问题，中国学界仍有巨大努力的空间。而且，不明确大战期间作战双方在军事和外交的局势和策略，有关中国和东亚的一些核心问题和历史细节很难解释清楚。比如，协约国从何时开始建议中国“以工代兵”的计划准备，英法俄为何于1917年与日本达成有关德占山东权益和德属赤道以北岛屿的密约，日本为何要于英国请求其出兵欧洲的建议中提出人种平等问题？深入一场震动世界的大战，首先需要了解其军事和政治外交的进程。

以二战史及其相关研究来看，无论是欧洲战场，还是中国及太平洋战场，这场反法西斯为主线的“义战”不仅道义鲜明，其具体的爆发缘由和事件（德国闪击波兰、九一八日本侵华及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均清晰明了。然而有关“一战”爆发的真实原因和各方卷入缘由，海外学界至今争论不休。近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继出版《一战华工在法国》这一影响力极大的“一战”译著后，再次推出法文专著——《一战全史（第一至三卷）》（Histoire Illustrée de la Guerre de 1914）。这套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和反思大战起因及过程的另一种思路。

《一战全史I-III》，（法）加百利·阿诺托著，钟旻靖译，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月第一版，298.00元

典范性的第一代大战史研究

《一战全史》共17卷，陆续出版于1915年至1924年。作者是法国外交家、历史学家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1853—1944）。本次出版的是第一至第三卷的中译本。一战史名家杰伊·温特（Jay Winter）曾将一战史研究明确划分为四个世代，而阿诺托则属于典型的“大战一代”。按温特的描述，“大战一代”的史家在成为专业学者之前多有军队或政府的从业经历，他们都直接经历了战争或者军队服役。因此，此代史家的特色即是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描绘一战的具体事件，擅长于战争的源流及具体进程。阿诺托即是此中典型。

阿诺托出身于法国北方小城博雷瓦尔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家学深厚，其舅父是与著名大革命史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齐名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史研究大家亨利·马丁（Henri Martin）。阿诺托最初受父亲影响在巴黎攻读法律学位，但很快在舅父鼓励下转向历史。1878年，阿诺托进入国立文献学校学习，同时兼任外交部档案馆专员，并借此身份开始建立与外交界的联系。阿诺托毕业后，由法国史学界领军人物莫诺（Gabriel Monod，他还是俄国著名民粹党人、社会主义之父赫尔岑的女婿）推荐入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不久后阿诺托被调至外交部，先后担任外交档案委员会秘书、外交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1894年5月至1895年10月和1896年4月至1898年6月期间，两度出任迪皮伊、里博和梅利纳三任温和共和派内阁的外交部部长。从基层档案专员到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者，阿诺托逐渐历练出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力、洞察力和敏感度。此外，阿诺托成长的年代正是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科开始专业化，以及兰克学派成为欧洲史学主流的关键时期，而引领其进入史学圈的莫诺正是兰克史学在法国最主要的引介者。因此，阿诺托对政治外交史编撰的偏重、对官方档案的重视，更显自然。

这位有着“交际高手”之称的外交家，与巴黎所汇聚的法国及国际精英们交往密切，如甘必大（Gambetta）、福尔（Faure）、庞加莱（Poincaré）、米勒兰（Millerand）和勒布伦（Lebrun）等法国高层政客，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阿尔贝一世（Albert Ier）等外国政要；美国商界领袖的小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等。此外，他还借此网络深入法军指挥部门，查阅军事文献，研判军事部门及将领的策略与行动。因此，阿诺托笔下的《一战全史》得以从政治、外交、军事的核心维度，生动地呈现大战的历史全景。除《一战全史》外，阿诺托在法国史领域颇有建树，影响较大的专著有《红衣主教黎塞留传》（布罗代尔曾为此书写过书评）、《贞德传》、《当代法国史》等。因其对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1897年阿诺托击败著名作家左拉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本次出版的三卷主要讲述大战爆发前协约、同盟两大集团形成的原因和大战爆发初期的军事形势。如果说前两卷偏向传统的政治外交史书写，那么第三卷则转向描述大战初始具体的战争进程和军事对抗。阿诺托善于描绘交战国的战略与战术，特别是法、德在战争初期所采用的不同军事战略、策略和双方的攻防战。同时，阿诺托对战争初期的军备竞赛着墨颇多，包括双方的武器研发、军事工业扩张和兵力组织等方面，由此呈现出大战伊始各国在军事动员上的紧张态势。虽然阿诺托并未直接提出“总体战”的说法，但在其笔下，大战的“总体性”几乎跃然纸上。

1919年，法国凡尔赛宫，巴黎和会开幕会议。视觉中国 图

国际史而非跨国史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赋予史料之于历史写作的核心价值。就史料而言，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方法，源于其以官方档案为主的文献资料。阿诺托的外交部长身份极大地方便他获取此类资料。大战伊始，作者就能够构建一套以尚属机密文件的外交和军事等官方档案为核心资料，领导人讲话、报刊舆论等公开出版物，以及士兵日记和私人信件为辅助资料的多层次史料体系。这其中官方档案尤为重要，如《蓝皮书》、《灰皮书》等官方文件，外交协约、照会、电报、通信等外交档案。在兰克学派逐渐成为史学主流的20世纪初，这种学术风格和写作范式在阿诺托的书中留下深刻烙印。

该书最大亮点在于作者对战前、战争期间史事的构建、对史料的典范性运用以及亲历者视角对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剖析。相比于温特描述的第四代之“跨国的”一战史研究，阿诺托的叙事仍属于一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所谓国际关系史的方法。此种体系注重的是国家和帝国层面的战争与合作，对于那些低于国家层面或者高于国家层面的因素则不在考虑当中。

作者的第一卷梳理一战爆发的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战前核心国家的国内情况和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重点在于德国的内政外交。作者指出，战前德国自上而下盲目推崇“世界政策”与“泛日耳曼主义”，这种精神氛围让德国迅速抛弃俾斯麦时期不树敌的灵活外交战略，以外交与军备上咄咄逼人的姿态四处出击。在阿诺托笔下，德国的发展及扩张成为欧洲矛盾激化的动力。相较而言，法国则是“温和”的应对者和防御者，被动应对和承受德国压力。

第二卷着重刻画大战爆发前的国际局势。摩洛哥危机、巴尔干危机、萨拉热窝事件这些看似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事件，如何成为悄然串联起大战爆发的引线。作者详细铺陈各个危机爆发的背景，重点观察当事国及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的外交因应，最后分析这些危局何以酿成欧洲大战。以萨拉热窝事件为例，作者不仅从微观层面展现威廉皇帝等国领导人得知大公遇刺时的反应，也从宏观层面剖析欧洲大国争霸战略；更敏锐地剖析德国和奥匈帝国以舆论战形式将袭击责任归咎于塞尔维亚，为外交行动铺垫舆论基础，揭示舆论、民情与外交的关系。作者还强调德奥因共同利益协作、奥匈忽视意大利导致同盟出现裂痕，凸显国家利益在同盟关系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引用德国首相的声明，进一步揭露德奥推动战争的意图。这种分析方式并非只聚焦于萨拉热窝事件，相较于布罗代尔所谓短时段历史事件中个人与偶发因素的重要性，阿诺托的分析意在突出，战争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历史矛盾与政治-外交结构性冲突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此外，阿诺托擅长通过不同类型史料进行交叉印证，例如，他既选取法、德领导人的公开讲话，直击国家战略意图、政策导向与外交立场，又引入德国士兵日记，从侧面勾勒德国社会对战争的狂热情绪。更重要的是，日记这种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史料也会呈现出普遍的结构性和形式性。比如，阿诺托观察德国普通士兵日记中对其战争获得民众支持的美化记载，如何从另一层面确认战争宣传的“实相”。

但是，阿诺托无法避免第一代大战史研究的通病。鉴于作者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高官身份以及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人浓厚的“复仇”情节，阿诺托笔下的事实建构难免过重的自我辩护色彩。他既高度宽容英俄法的帝国扩张，在亚非的殖民政策，同时又将殖民地的获得与否当成国家自尊的核心。此一矛盾态度却不适用于德奥。相反，相比于现在学界公认战争爆发的两个核心源头——欧洲各国愈演愈烈的帝国式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工业化的深入带来的市场、贸易和殖民地竞争——阿诺托几乎将战争爆发完全置于德意志帝国及其皇帝的侵略性和世界政策上。书中提到，战前德国政府利用报刊引导国内舆论，有选择性地发布信息，为奥匈帝国的侵略政策辩护，淡化战争风险，对左翼的社会党领导人施压以改变其战争倾向，隐瞒外交事件营造帝国遭进攻的假象等行径，如何成功唤起德国民众的受害意识和不安全感，激发民众爱国情绪。在阿诺托笔下，法国舆论显得谨慎许多。实际上，各报刊报道法国在战争中的立场，以凝聚民心、激发斗志为目的的策略，与德国战争宣传并无多大差别。

另一方面，相较于第一代大战史研究对大众态度的忽视，社会思潮的变化、个人情感的起伏和弱势群体的挣扎，同样是阿诺托战争史叙述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作者乐意加入各国的报刊舆论分析，以呈现不同国家的舆论战和宣传策略，深入战争的真实影响和战争中鲜活的个体经验、个体对战争的“心相”感知。作者在书中强调的是，法、德两国国内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巴黎和柏林同样存在反战的抗议活动，尽管反战态度与形式不一。作者更深入刻画两国的反战力量如何被压倒的过程。具体而言，德国社会党作为德国国内反战的主要力量，其代表人物哈泽（德国社会党成员）、穆勒（来自梅斯的议员，德国社会党委员会成员，法国左翼领袖饶勒斯的朋友）受政府影响，最终主动接受主战派的国防预算，明确支持战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饶勒斯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党始终支持和平，公开支持法国政府中和平主义的声音，积极致力于拉近法德关系。然而，饶勒斯一方面高估德国社会党同僚的忠诚；另一方面，他又低估法国右翼的战争狂热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因而触怒主战势力而遭暗杀。此一结局再次证明法德双方的战争党、国家主义势力和大众舆论在以武力彻底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共识之深。

尽管阿诺托在全书中试图用较为严格、官方的档案史料去描绘一段正在进行的战争，但作为法国人，尤其是深受1870年普法战争冲击的年轻一代而言，他实难接受“法兰西荣耀”的暗淡。无论是阐述一战爆发的背景还是德国的战争动机，阿诺托总是过于强化德国的负面形象，法国以及沙俄则成为和平的倡导者、正义的捍卫者。对协约国一方、尤其是法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帝国动机，其刻画不免狭隘。不过，相较于当下学界过于注重协约国中英美的一战史研究，以法国为中心的《一战全史》无疑有其特殊价值。作为一战史研究的开创之作，本书既有扎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证，又有注重叙事的可读性，因此，无论是专业的历史学者，还是对一战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想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