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冲突推动海合会深度一体化？只是既有机制的短期强化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日，伊朗德黑兰，空袭后市中心升起浓烟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日，伊朗德黑兰，空袭后市中心升起浓烟。视觉中国 资料图

自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军事行动以来，海合会成员国已成为伊朗报复的首要目标。据沙特媒体《阿拉伯新闻》报道，伊朗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中，有83%的目标指向海合会成员国。面对共同安全威胁，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改变了过去松散合作的模式，这引发了外界对海合会未来走向的普遍关注。

危机刺激下海合会协调能力提升

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海合会原有的合作机制被激活，其作为区域组织的协调能力得到提升。在冲突爆发次日，海合会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部长级紧急会议，统一各成员国外交立场，谴责伊朗对成员国领土的袭击，并协调各方努力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

在资源调配方面，海合会展现出更强的集体行动能力。截至5月6日，海合会已召开20余次部长级特别会议，议题涵盖大众传媒、交通运输、教育、应急响应等成员国核心利益领域。例如，针对冲突带来的供应链中断、跨境物流受阻等现实困境，海合会多次召开交通部长特别会议，搭建起海湾跨境物资运输“绿色通道”，优先保障食品、药品、燃料等关键物资快速跨境运输，并在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港设立仓储与再分配区。对科威特、巴林、阿联酋海水淡化厂遭袭及其所引发的供水安全承压等现实风险，海合会则利用现有的地区水资源协议，在成员国间进行应急水资源调度，确保水资源正常供应。这些举措表明，海合会已不再局限于以往地区危机中的政治表态，而是进一步展现出多方协调能力。

在安全防务方面，海合会已成为成员国表达集体安全诉求的重要平台。在冲突期间，成员国利用海合会这一平台围绕区域安全、冲突应对等核心议题达成共识。3月11日，由巴林代表海合会提交的决议草案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正式成为安理会第2817号决议。该决议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伊朗针对海湾邻国的袭击，并要求其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以统一姿态彰显了海合会成员国的区域安全诉求。4月28日，海合会成员国在吉达市举行的海湾磋商峰会中，集体反对伊朗提出的“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过境费”提案，传递出海合会成员国的共同声音。

此外，海合会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不再停留在一般性协商层面，而是开始向安全、经济、能源、交通、水资源等多个领域的深度整合发展。在海湾磋商峰会中，弹道导弹预警系统项目与军事一体化建设被提上日程，电力和水网互联互通项目与海湾战略储备区也被各方所重视。

松散协调平台的基本属性仍未改变

本次美以伊冲突虽然在短期内激活了海合会的协调机制，但并未改变其作为松散区域协调平台的基本属性。

从历史脉络来看，海合会成立于1981年，将地理位置相近、国家战略和文化背景相似的六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尽管组织的成立是为应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这一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海合会宪章》仅仅将其定义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平台，旨在加强区域内经济和政治领域合作，而未将其视作军事和防务安全联盟。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提出将海合会升级成为更紧密的“一体联盟”，但该提议遭到了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反对，仅有巴林表示支持。成立四十余年来，海合会始终未突出协调平台的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海合会曾多次尝试建立集体安全与联合军事防御机制，但这些努力更多停留在理念和框架层面，实际执行能力仍有明显不足。海合会建立之初曾组建“半岛之盾部队”，兵力规模仅5000人，有效抵御大规模侵略的能力极为有限。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沙特曾提议扩充部队兵力至10万人，却遭到除巴林外其他成员国集体反对。

近年来，海合会在安全合作方面也有尝试。2024年3月，海合会发布首份《区域安全愿景》，但未制定具体的实施机制，也缺乏可落实的操作路径。2025年9月，卡塔尔本土遭以色列袭击，事发后，海合会召开最高理事会紧急会议，宣布通过统一军事司令部，扩展成员国间的情报信息交换，确保各成员作战中心共享情报数据。但从此次美以伊战争的应对表现来看，海合会未激活联合防御系统以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而是由各成员国各自承担防御任务。这些举措都表明海合会已经初步建立联合防御和情报共享架构的基础，但联合防御机制仍停留在理念层面，尚未转化为高度整合的军事行动体系。

此次伊朗带来的共同威胁推动了海合会的协调合作，但海合会内部并未形成统一的威胁认知，这直接体现在成员国对伊朗战略认知差异。具体来说，阿曼和卡塔尔始终倾向于维持同伊朗的外交沟通渠道，并在此次危机中更强调对话与斡旋；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则相对保持距离，对伊朗的战略疑虑更为突出；沙特则处于二者之间，其对伊朗政策在强硬对抗与有限缓和之间反复调整。海合会各成员国对伊朗的认知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地区安全危机中的集体应对能力。

长期以来，海合会内部存在的政治裂痕和利益竞争，也使其难以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2017年至2021年间的卡塔尔危机严重削弱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将海合会内部关系破裂公开化。近年来，沙特和阿联酋围绕地区领导权、经济转型路径和地缘政治布局的竞争逐渐显化，两国关系呈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复杂状态。另外，阿联酋近期出于国家经济发展和能源自主性的考虑，退出“欧佩克”及其附属的“欧佩克+”联盟。这表明在关键利益问题上，成员国往往优先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从而导致集体协调受限。

此次冲突中，海合会也未能推出任何创新性的合作机制，也未构建全新的制度框架，而是既有机制的短期强化使用。海合会依旧沿用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传统联盟及双边协议等既有资源，所有应对举措都未超出原有机制的范畴，这决定了其变化并非深层的根本性改变。基于海合会成员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未来安全意愿的分歧，海合会实现深度一体化注定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

（周子宣，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博士研究生）